理性分析:中国藏家国际拍卖场“扫货”

2015-5-11 09:10| 发布者: 壹号收藏 |来自: 中证网

摘要: 文物、艺术品既是民族的,又是国际的。既然是文化载体,必然有被人们喜欢的原因。所以艺术品在世界各地的流通是正常而有益的。其次,随着一些文物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更能凸显其民族性,所以也受到人们的追逐。

明代郑和书法写经《发心愿》


    3月17日至21日“纽约亚洲艺术周”期间,纽约佳士得在纽约洛克菲勒中心佳士得展览空间举行“锦瑟华年—安思远私人珍藏”系列拍卖。意外的是,这场拍卖吸引了众多的国内藏家。不仅拍卖会现场中国面孔随处可见。对于艺术行业的从业者,更直观地反映是,几乎每个人的微信朋友圈都被安思远藏品刷屏。

  安思远私人珍藏

  不负众望的安思远

  在3月17日晚间举行的首场拍卖,安思远私人珍藏就以百分之一百的成交率取得6110.75万美元的成绩,刷新了四项世界拍卖纪录。

  “从去年四季度宣布推出安思远旧藏专场到3月份的成功拍卖,在佳士得一整套缜密的宣传推广计划之下,无数国人被这场拍卖吊足了胃口,我有幸全程参与了佳士得在北京、上海和香港的三次推广活动,一时间,安思远的名字成为了圈内时尚的代名词,包括我本人在内的诸多业内人士有意无意的为安思远专场宣传造势,其中的绝大部分人还都是自费掏了机票酒店费自愿为佳士得市场部打工。以至于到了拍卖现场,有人这样调侃:这哪儿是在买古董,这就是在买摇滚巨星的纪念物啊!” 知名媒体人项立平撰文指出。

  从中可见,六场现场拍卖系列成交总额超过1.3亿美元,中国藏家对此成绩的贡献也在情理之中了。

  “明十七世纪黄花梨圈椅四张,估价80-120万,落槌价850万美元。这件拍品创下当晚的最高成交价实在令人感到有些意外。它从几十万开始起拍,直接被场内买家跳价到300万和500万。竞价过程中,来自中国的现场买家操着十分Chinese的English,诸如竞价的时候来一句‘hello’‘it's mine?’喜感十足。”项立平评论。据他透露,最终的买家应该是来自中国江苏的藏家朋友。

  项立平同时也指出,四张圈椅850万美元落槌,这样的纪录恐怕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无法被打破。“说实话,安思远旧藏的明式家具尽管都十分开门和整齐,但似乎并没有任何一件称得上是令人惊叹的绝世藏品,但由于安思远对于明代家具研究的名气太大,因此,现场的黄花梨都拍得不错。”

  “一张明代的椅子就240多万美元,这在过去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比我的心理价位高出了5倍多。这么多中国艺术品以超过底价10倍的数目成交,除藏家因素外,说明它们本身附加的文化价值也很高,而且这些价值受到了世界的广泛关注和认可。尽管我买不起,但我为此感到高兴。文化艺术值钱了,难道不是好事吗?”知名主持人王刚感叹。

  “安思远的这批珍藏之所以高价成交,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出处和新鲜度。这些拍品不但有很好的出身,而且在市场中鲜少露面,所以买家对其有很高预期。”北京歌德拍卖有限公司总裁王晓文表示。

  北京匡时拍卖董事长董国强对媒体表示:“现在看来,佳士得甚至不用做宣传就能轻易获得此次拍卖的成功,因为‘安思远’三个字就是绝佳的广告,只要是他的收藏,必然都是生货。”董国强强调,无论市场活跃与否,只要是出处好、流传有序且较为稀少的作品,一定会受到市场追逐。“一是特别稀有,如某艺术家特别不常见的题材且艺术水准非常高的拍品;二是文化属性比较强的拍品;三是出自资深藏家之手的拍品。”

  “安思远现象适合于任何地方,必然也会在今年国内的春拍中有所体现。”董国强说。

  中国买家国际“扫货”

  继纽约佳士得上中国藏家纷纷发力,甚至将最高价拍品收入囊中。2015年3月19日,纽约苏富比拍卖行的一件拍品——明代郑和书法写经《发心愿》在三个中国人之间被抢夺。最后“任性哥”刘益谦(上海知名收藏家)以1402.6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8780万元)的成交价拍得。对比其10万美元的起拍价,拍品竟增值了120倍!

  中央财经大学拍卖研究中心研究员季涛在其博客《朋友间竞买同一件拍卖品时的趣事》中详细记录了三个中国人拍场争抢国宝的过程:

  郑和出生于明洪武四年(1371年)的云南,回族,原姓马名和,小名三宝。洪武十三年冬,明朝军队进攻云南,马和仅十岁,被明军副统帅蓝玉掠走至南京,阉割成太监之后,进入了朱棣的燕王府。永乐元年(1403年),朝廷重臣姚广孝,法名道衍和尚,收马和为菩萨戒弟子,法名福吉祥。永乐二年,明成祖朱棣在南京御书“郑”字赐马和郑姓,史称“郑和”,并升任为内官监太监,官至四品。1405到1433年,郑和七下西洋,完成了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壮举。

  原本这件拍品在拍卖图录上注明的是“无款(明)楷书佛经,金粉瓷青雅色书皮”,但经书款识有“大明国太监郑和,法名福吉祥,发心书写金字”字样,拍卖前,古代书画收藏家朱绍良用了近半个月时间对此进行了研究,发现这应是目前存世的第二件郑和书法。通过比较国家图书馆郑和刻本《佛说摩利支天经》姚广孝跋、浙江平湖博物馆藏国家一级文物郑和写经《妙法莲华经》本以及云南博物馆藏《伏婆塞戒经》刻本题记,确定这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国宝级文物。为了能捡到这件“漏儿”,朱先生不动声色,没对任何人说起这个发现,暗地里派人到纽约,去查看此拍品。

  拍卖会那天,场上有十五位竞买人一起出价,其中包括朱绍良、佛教学者一西平措、刘益谦等,他们三人间互相都十分熟悉,但事先谁都没有谈起这件事,暗暗地都想“捡漏儿”。最终,朱绍良和一西平措不敌刘益谦而落败!朱绍良在微信上遗憾道:“哈儿只?穆罕默德?赡思,速南咤释,又擦肩而过了,今年开年最重要的东东!” 这里前面的阿拉伯名称是波斯文郑和的名字,后面是郑和法名的音译。

  而拍场获胜者刘益谦也高兴地在微信上留言:“第一次来纽约现场,最大的收获就是《郑和写经》,在上海预展时就感觉这东西不错。到了纽约发现来的各路收藏古代字画的高手不少,加上有人指名要我让他这件作品,感觉这件东西会拍出奇价,开拍时竞拍激烈,鬼老都争到700万美刀。最后在三人间竞投,有幸最后成功举下。”

  朱绍良先生十分大度,拍完第一时间就在微信上毫无保留地公布了他的研究心得。有人认为郑和是穆斯林,不应该同时信佛教。朱先生说明:郑和为了在宫廷内有所上进,拜了姚广孝和尚为师,从此皈依佛门。姚广孝年轻时在苏州妙智庵出家为僧,后成为朱棣的主要谋士,明成祖继位后,姚广孝担任僧录司左善世,又加太子少师,被称为“黑衣宰相”。

  也有人对郑和的法名存有疑问,朱先生解释道:郑和的波斯文法名为:“哈儿只?穆罕默德?赡思”,英文译音为:HajjiMahmud Shamsuddin,中文音译为:速南咤释。据国家图书馆郑和刻本《佛说摩利支天经》在永乐元年的姚广孝跋中,称郑和为“福善”,郑和自述常为“福吉祥”,“福善”和“福吉祥”都是郑和的法名意译。这次拍卖的《郑和写经》上落款是“福吉祥”。

  2002年9月,浙江省平湖市人民政府在对平湖报本塔进行维修时发现了黄花梨木质圆罐内的一本郑和泥金写《妙法莲华经》,上面记有郑和发愿文:“大明国奉佛信官郑和,法名福吉祥,发心铸造镀金舍利宝塔一座,永远长生供养。宣德七年九月初三日意”。这件《郑和写经》被认为是存世的唯一一件,因而被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朱先生又查到:云南博物馆藏《伏婆塞戒经》刻本题记曾在永乐十八年提及郑和的法名:“大明国奉佛信官内官太监郑和,法名速南吒释,即福吉祥。”

  也有人认为该写经是郑和在下西洋的船上所为,朱先生则认为,根据对写经仪式的庄重与时间差异上的考虑,这件《郑和写经》应该是在郑和第四次下西洋回来后在陆地上完成的。

  有学者认为,目前国家正在制定“一带一路”的经济国策,铺设新时期经济发展的“海上丝绸之路”,发现这件作为当年大航海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代表人物郑和的《发心愿》写经,必将引起理论界、学术界的重视,可谓《郑和写经》回归恰逢天时!

  去年年底,业内人士普遍预计今春还将是调整期。但是,国内藏家此次“大手笔扫货”,让人们开始期待艺术市场的回暖期是不是到了?

  对此,广东省收藏家协会副主席何文发并不认为这标志着艺术市场在回暖。“艺术市场的调整会持续下去,这种调整是相对投资者和本身价值不高的庸品而言的。投资者和真正的藏家不同,投资者需要有持续的回报,一旦在艺术市场的收益缩减或达不到预期,他们就会退场。在原本的艺术市场热潮中,价值不高的庸品价格被抬高,当市场慢慢回落,投资者和炒家相继离场,留下的都是懂行的藏家,庸品就不可能再卖高价,有眼光的藏家也看不上庸品。”

  何文发认为,安思远之所以能吸引这么多国内藏家,还是基于其藏品的价值。“真正的精品,无论艺术市场是什么情况,都能得到藏家的青睐。好的作品,藏家甚至会以高过现时市场价的价格来买,因为他看中的不是作品目前的价格,没有想着转手能赚多少钱,他看重的是以后的价值。”

  “其实我们经常提到一句话,宁可买贵,也不买错。买贵了的东西,它只是略高于目前的市场价格,但从长远来看,依旧能够达到甚至超出预期价格。买错的东西,虽然一时觉得很便宜,但是十年二十年过去,它的价格反而还达不到当初买入的价格。”何文发强调说。

  国外“扫货”反衬国内拍场的弱点

  中国藏家国外发力的同时,国内的艺术市场却并不活跃。这引发了很多从业者的思考。

  原中国拍卖行业协会副秘书长王凤海认为: “相对国内拍场的鱼龙混杂,国外拍卖公司的可信度相对较高。所以有实力的买家更愿意去国外购买藏品。”

  他强调:“拍卖市场成熟的表现不是成交额有了多少突飞猛进的增长,显著的标志应该是社会委托所占的比例是否增大。假如社会委托占的比例超越了海关、法院、银行这些部门,中国的拍卖业基本上就能达到理想的状态了。我仍然对中国的拍卖业充满希望,但是我们必须要上一个层次,逐渐转向靠智力、能力和服务做市场。”

  曾从苏富比美国拍卖会上,耗资1100万美元,拍得毕加索作品《戴绿帽子的女人》而引发轰动的利源集团董事长严陆根的收藏经历也许可以窥见国内拍卖行的不规范所隐藏的祸患:

  “我想建一座艺术博物馆。”严陆根说他的想法很简单,建博物馆就需要作品,需要尽量丰富的馆藏。所以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他便开始了“收藏之旅”,从国内艺术作品开始,一点一滴,以至于到现在一发而不可收。

  和很多人一样,一开始严陆根对国内的拍卖市场缺乏应有的警惕。

  90年代初,严陆根从广州的一场拍卖会上,拍到了147张画。他很兴奋,一回到南京,就请南博的专家来帮忙鉴定。“一件都不对,全都是赝品。”严陆根当时就傻了,他花了100多万,每一件平均都接近万元。当时还是“万元户”时代,100多万,对他,对公司都不是一个小数目。

  吃一堑长一智,从此他决定不碰国内的拍卖行,收藏的渠道,他只信任佳士得和苏富比。与此相对应,收藏对象他也选择价格更安全的大家。他根据市场数据,选择了位居前100的中国艺术家,目标是,收藏他们每人100幅作品。到目前为止,他收藏有齐白石作品近50幅,傅抱石作品60幅,其他如黄宾虹、张大千、徐悲鸿等现当代名家的作品应有尽有。

  ——摘选自《现代快报》

  国外比我们做得好的地方远远不止如此。来自媒体的公开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佳士得不惜工本去搭建“安思远公寓”,让藏家身临其境地感受安思远的情怀:

  在前厅:墙上正中悬挂着中国现代绘画大师潘天寿的《满堂清芳》,旁边点缀着一对乔治一世时期镀金桃木两烛烛台,下方摆放明清之交的一对黄花梨圈椅,一尊铜鼓上放着一件日本大正时期竹制花篮,地上则铺着一张宁夏织毯;

  在书房:放在乔治二世时期红木几案上的一件西汉时期鎏金铜熊形摆件,是17日夜场的首件拍品,桌旁则有八世纪来自泰国的青铜菩萨像与青铜佛造像;

  在卧室:床头是一尊十一、十二世纪西藏铜瑜伽士坐像;

  在餐厅:与英式银器及欧洲绘画巧妙结的有一对明代黄花梨灯台,也有一尊八世纪泰国铜佛立像以及一对约1815年谢菲尔德摄政时期的镀金醒酒器;

  在起居室:有一组引人注目的中国古董家具:一套四张明代黄花梨圈椅外,一张非常罕有的明代黄花梨束腰活面棋桌与一件明代黄花梨四出头式官帽椅;这里还有他少年时期首次购入的艺术品——一尊宋/金时期木雕彩绘菩萨坐像,以及他1980年代整体收购J.R.Belmont 收藏所带来的泛亚艺术珍品:一件十三世纪尼泊尔鎏金铜观音立像、一件九世纪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朱罗王朝铜舞王湿婆承接恒河降凡像以及一件十四/十五世纪泰素可泰王国鎏金铜佛头像。

  项立平认为:“相比较佳士得这样的拥有百年历史的国际大拍卖行,国内绝大部分艺术品拍卖行的理念落后岂在十年?尽管过去几年,内地拍卖也出现了不少成功的包装营销案例,如匡时拍卖的过云楼专场深度挖掘历史文化;嘉德拍卖的大观夜场包装成了高端书画品牌的代名词;翦淞阁文房专场则在每一个细节做到了极致。但不可否认,大部分如今在盈亏线甚至是生死线上挣扎的内地拍卖行们,他们的经营仍然停留在了茹毛饮血的初级阶段,简单粗暴的争夺并贩卖着本已有限的拍卖资源,甚至于,为了本就不算体面的生存,挖墙脚、打黑枪、知假贩假、虚做价格……正如一位资深拍卖人所说,国内的这些同行们如果继续停留在摩托罗拉肥皂型电话时代的思维之上,恐怕在后苹果时代的商业模式竞争下,连吃口饭的机会都没有!”

  反观佳士得在安思远专场上的成功热卖,项立平提出:“佳士得营销的成功之处或许在于三点:其一,佳士得利用了情景再现的手法,将预展现场成功还原成了安思远的创奇公寓,让买家身陷角色体验中不能自拔。其二,大打‘朝夕相对’的情感牌,反复念叨安思远的生前名言:‘如果你无意于一件藏品朝夕相对,就不要去收藏它’,以至于这些冷冰冰的藏品被赋予了一代传奇大行的生命和情感,它们的附加值显然不同一般。其三,用营销奢侈品的方式拍卖艺术品,在巨大的环境营造和情感攻势之下,新买家纷至沓来,面对着安思远的名牌标签,这些对于藏品的优劣和价格并不敏感的非职业买家愿意为了安思远的名牌标签而多花银子,就像许多女士愿意花几十万元买一个包包,我想这是一样的道理吧。”

  爱国热情还需理性分析

  王凤海指出,文物、艺术品既是民族的,又是国际的。既然是文化载体,必然有被人们喜欢的原因。所以艺术品在世界各地的流通是正常而有益的。其次,随着一些文物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更能凸显其民族性,所以也受到人们的追逐。而且,艺术品收藏的投资性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们有这样的文化需求和民族情结将文物回流,这是值得鼓励的。但是,光凭爱国热情是不够的,中国新藏家们在海外大笔购买中国古文物和艺术品,大大提高了中国文物的价格。”

  “1995年台湾的清玩雅集成立后,在北京故宫举办第一次展览的时候就曾展出两个圆明园兽首,当时是无人问津的。”北京华辰董事长甘学军指出,“文物回流是有必要的,也是必然的,但必须正确看待特殊事件的历史遗存,冷静处理就不会让我们付出更多的经济代价,倘若过于在民族大义问题上上纲上线,反而会对文物回流设置障碍,也会增加回流的代价和成本。”

  甘学军表示:“外国人拍卖中国圆明园的流失文物是在利用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结在挣钱,圆明园流失文物的市场行情是中国民族主义激情在支撑的。圆明园文物流失是历史造成的,也是不可改变的事实,现在这些文物重新进入国外拍卖行,作为中国公民或者政府应该进行谴责和呼吁。但是在市场上一定要保持冷静,拍卖毕竟是合法的市场行为,我们必须历史地看待问题,不能仅凭一时的义愤企图遏制这样的买卖或者付出更多的经济上的代价,这是很不明智也是不可取的。应该冷静对待历史事件在今天的遗存,用历史的态度处理问题。”

(责任编辑: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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