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帝的世界—御制唐卡暨永宣文物特展

2017-4-28 11:17| 发布者: 壹号收藏 |来自: 新浪收藏

摘要: 在中国艺术发展史上,永宣时期以其成就非凡和风格类似常被后世并称界定。但在政治社会经济史上,永乐(1403-1424)治下毫无疑问是更为辉煌的时代。征战满洲,一直推进到黑龙江口,正是永乐皇帝在位之时。
  继“朱见深的世界—成化斗彩鸡缸杯特展”、“盛清的世界—康雍乾宫廷艺术特展”之后,龙美术馆将于2017年4月28日推出“永乐大帝的世界—御制唐卡暨永宣文物特展”,这是龙美术馆中国古代宫廷艺术“世界三步曲”中的最后一章,用来呈现龙美术馆重量级的永宣文物馆藏。

  在中国艺术发展史上,永宣时期以其成就非凡和风格类似常被后世并称界定。但在政治社会经济史上,永乐(1403-1424)治下毫无疑问是更为辉煌的时代。征战满洲,一直推进到黑龙江口,正是永乐皇帝在位之时。合并越南,五征漠北,派遣舰队六下西洋,亦是这位大帝的不世武功。而编撰《永乐大典》、钦定新儒学为正宗,决定迁都北京,更是意义非凡的决定。

  这些影响深远的举措,显示了永乐时期鲜明的扩张主义特色,尤其在政治追求方面,朱棣显然并非只想做太祖的忠实后继者,相反,他想成为元世祖忽必烈再世,做一个UNIVERSAL RULER(普遍性君主或普世性君主,意指超出了特定文化和族群的帝王)。

  很大程度上,永乐皇帝实现了这一雄图大志。终其之治,“受朝命而入贡者殆三十国。幅员之广,远迈汉唐。”(《明史·成祖本纪》)。不过,扩张时期随着永乐皇帝的去世而结束。稍晚继位的宣德皇帝稳定了祖父的政治遗产,国策再度回到太祖的锁国主义。文化艺术在此间大力繁荣起来。

  本次特展共计展出十五件文物,全系龙美术馆馆藏,包括一张唐卡,四尊佛像,九件瓷器,和一套郑和写经册页,力图通过有限却精彩的文物,简要勾勒永宣时期这段恢宏的帝国历史。展览依然延续前两次特展的思路,力度将文物欣赏与历史认知结合考量,重新发现文物的时空价值,从一个更宏观的历史视角来反思文物内涵与赏析维度。

  传世精彩永宣文物大多在两岸公立文物收藏单位,市场流通本就不多。本次展出的作品全系龙美术馆馆藏,因为主题之需,部分馆藏作品并未列入。可以说,是次展出全以“质取”,不以“量胜”。我们希望观者可以透过文物现场的展陈,充分感受艺术自身的魅力,与每一件作品对话,回到历史现场。

明永乐御制红阎摩敌刺绣唐卡 335.3 x 213.4厘米

  此幅永乐御制红阎摩敌刺绣唐卡无论在用色、构图、做工上,都独具明初唐卡之特色。全幅以墨绿江绸为地,绣以红阎摩敌,红绿对比强烈,色彩浓郁沉稳。整幅使用大量金线、五彩及退晕色丝线绣成,并用金线勾勒轮廓,色彩豪华富丽,反映明代早期高超的染色技术以及明初江南卓越的养蚕和缫丝技术。唐卡的构图繁而有序、线条精准流畅,无论是画面中心的红阎摩敌或上下方之尊神及天女,乃至跃动的火焰纹及曼妙的卷西番莲纹,皆展现了明初超高的刺绣艺术水平。以规整的平套针法表现人体及色块,使得整个绣面看上去别具存在感与古韵。以晕色丝线绣成圆圈状来表现人体的肌肉和高光,使画面更具立体感。这些特点与西藏拉萨大昭寺藏的两件同为“大明永乐年施”款的唐卡相同,显示其应为同一地所生产,为明代宫廷特制对西藏寺庙的赏赐。

  唐卡正中的红阎摩敌显忿怒相,怀抱淡红身的明妃金刚伯达里佛母,明妃左腿缠绕红阎摩敌腰身。根据藏传佛教密宗主张,以方便(悲)为父,以般若(慧)为母,特别强调方便与般若两者的结合,以此作为“悲智和合”的表徵,因此创造了大量男女神佛神圣结合的双身佛。红阎摩敌的身红代表要征服恶魔及普度众生的心愿。其头戴五个骷髅冠的装饰,象徵将修持者的五毒(贪、嗔、痴、慢、疑)转化成五智。三个圆眼睛代表对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众生的慈悲心。左手持一盛满烦恼、五阴、死魔、天魔之四恶魔之鲜血的骷髅碗,右手高举挥舞一根饰金刚杵的手杖,用以制服孽障。手杖顶端有少年、老年到头骨的三个头颅,象徵从生至死。红阎摩敌整体形象及所有的附属图像皆有其特定的含义,因为其即是密宗禅修的本尊,也是帮助记忆的装置。

  唐卡上沿有两排坐在莲座上的如来和菩萨,上排最左为嘿噜迦威罗瓦金刚,最右为文殊菩萨,中间是守护宇宙的五方佛(宝生佛、阿閦佛、毗卢佛、阿弥陀佛和不空成就佛),常出现于密教仪轨,代表以五方佛的神力灌顶加持修行者。下排最左为绿度母,最右为白度母。唐卡莲座下方表现的是七位供养天女,佛堂供品有八供养(饮水、盥洗水、供香、鲜花、橙、涂、食子和音乐)之说,此七位供养天女即是八供养中的七种变化身。此种供养天女的组合出现在唐卡下方的情况,可以视为受汉地影响的标志,表现出汉藏结合式的艺术风格。右上方的白度母之下用金线在红缎上绣‘大明永乐年施’单行六字楷书款。明代初期,朝廷对于西藏地区实施的是怀柔为主、多封众建的政策,永乐时期封赏三大法王,此唐卡应为永乐皇帝赏赐给西藏某上师的礼物。

写经局部1

写经局部3


  郑和《发心书写金字经》

  明永乐 十二年

  各33×24厘米

  装帧:金粉瓷青雅色书皮 三十九开册 。

  落款:“大明国太监郑和,法名福吉祥,发心书写金字《金刚经》《观音经》《弥陀经》《摩利支天经》《天妃灵验经》《心经》《楞严经》《大悲咒》《尊胜经》《百字神咒》,永远看颂供养,皇图永固,佛日增辉。凡奉命于四方,常叨恩于三宝,自他俱利,恩有均沾吉祥如意者。永乐十二年(1414年)三月吉日谨题。”

  古代泥金书写始于唐代,泥金书写纸质讲究使用瓷青纸,金字与瓷青纸形成强烈色差,给人一种金烁流光的灿烂。瓷青纸,桑皮纸用靛蓝均匀染成,其珍贵之价明朝沈榜《宛署杂记》称:一张瓷青纸值一钱银子。泥金写经文,通常书于装裱好的册页、手卷之上,这一做法缘自利于枕腕平稳地书写泥金,亦可避免装裱中损伤浮于低表的泥金。郑和《发心书写金字经》用泥金书写于瓷青纸上,装裱方式为经折装式。

  循皇家写经之制度,即篇首绘开篇佛像,篇尾绘韦陀像。篇首诸佛像跟本尊经文,后面是各自护法。以大黑天为例,内光、隔断,均属永乐一朝造像制度。璎珞下垂,莲花台龙纹,亦属明早期,甚至有元代遗风。其中无量寿佛、四大天王、四臂观音、金刚总持等,皆为明早期以前图式。篇首的牌位祝语:“皇图永固,帝道遐昌。佛日增辉,法轮常转”。篇尾牌位的牌记即:“大明国太监郑和,法名福吉祥,发心书写金字《金刚经》,永乐十二年(1414年)三月吉日谨题”。

  由经文与题记是两种笔迹可以推论经文应不是郑和书写,但依据存世几件郑和刻本、泥金写经结尾牌位牌记的笔迹相同来推论,此郑和《发心书写金字经》结尾牌位牌记应为郑和亲书。如此一来,郑和《发心书写金字经》泥金写经的重要性不仅是郑和生平史迹的物证,作为郑和寥寥的珍遗中,此经的历史价值极为重大。尤为难得的是,郑和的另一件泥金写经卷《妙法莲华经》收藏于浙江平湖博物馆为国家一级文物,这件泥金写经或为民间唯一流传的郑和书法作品。

  泥金写经源于唐代皇家专用,多无年款。书写泥金多为皇家敕令、佛经等,代表高贵与虔诚。确定有“皇家牌位”的写经始于明朝。从存世泥金写经分析,郑和《发心书写金字经》为存世最早的有“皇家牌位”的泥金写经。郑和《发心书写金字经》写经册页,作为目前存世最早、书有“皇家牌位”、将释道经文和真言同书于一册上的作品,无疑是大航海家郑和存世遗作中最为精彩的遗珍,亦为中国佛教史、道教史的瑰宝。

  郑和《发心书写金字经》里,佛经之外亦有收录,还有道经、真言、御赞等。现存三十九开页,对摺,为后人不懂佛经及其经折装装帧形式重新装裱的形式,其中《天妃灵验经》、《楞严经》、《百字神咒》遗失。经中所盖两枚"怡亲王宝"、"明善堂览书画印记"等收藏印。 (文字内容截录自朱绍良:郑和《发心书写金字经》考析 )

明永乐 铜鎏金地藏王菩萨-1

明永乐 铜鎏金地藏王菩萨-2

明永乐 铜鎏金地藏王菩萨-3

  明永乐 铜鎏金地藏王菩萨

  高21.5厘米

  “大明永乐年施”款

  此尊地藏菩萨呈比丘相,全跏趺端坐于双层束腰仰覆莲花座。脸部方圆,双眉间饰白毫,鼻子高挺,眉毛细长似柳叶,眼睑低垂,薄唇,嘴角上扬,耳垂圆润,眉目慈祥,神情安然自若。其面庞圆润、下巴丰满,嘴角上扬、五官秀气精致等具有典型永乐佛像特征。

  颈部有蚕节,胸部袒露,袈裟衣帛搭于双肩弯曲而下,衣料厚重,极富质感,躯体敦厚,体态匀称,肌肤丰满圆润,上身坦露,两腿间的裙褶显放射状自然流畅铺于座面之上。衣纹褶皱刻线较深,纹饰肌理随身体结构走线,继承元代厚重之感,具有复古韵味。地藏菩萨左手托宝珠置于胸前,右手举起至肩作甘露印,双脚掌朝天,手掌、脚掌肌肤饱满呈现柔软之感,肢节弯曲自然,刻造生动。

  仰覆莲花座,上下两层花瓣并饰连珠纹。花瓣造型细长,花瓣头部饰卷草纹,有较强装饰性,连珠纹颗粒饱满相连,微小细节可见造像工艺之精湛。束腰仰覆座顶部造像前端铭刻“大明永乐年施”六字楷书款式。

  此尊为大明永乐造像中现存唯一一尊地藏菩萨像,实属罕见。地藏菩萨的主道场在安徽九华山,与普陀山、峨眉山、五台山并称为中国佛教四大名山。地藏菩萨主因缘轮回转世投胎,前生作何因来生报何果,这位菩萨立大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度三界之苦难,消除世人累世孽缘,如此宏心大愿颇受释迦牟尼赞扬,称之为“不可思议”,故其法号有“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

明宣德款青花鱼藻纹十棱菱口大碗-5

明宣德款青花鱼藻纹十棱菱口大碗  口径:23厘米  “大明宣德年制”六字双行双圈楷书款

  侈口,深壁,矮圈足。青花发色浓郁艳丽,带黑褐色结晶斑,釉面满布大小气泡,胎骨质坚细腻。器身通体呈十棱。外壁绘莲花塘水藻,游鱼四尾,碗心青花双圈内绘莲花、水藻及游鱼二尾,口沿内外各饰青线一道,圈足三道,底部青花双圈内书“大明宣德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无论纹样、画工、器形、尺寸,举世无双。此器形创始于永乐,传世品中绘相同鱼藻纹之宣德碗,只有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两例可资媲美,然尺寸皆较小。

  此类菱口碗系拉胚成形后,再经过压模,接上高足,绘饰纹样后高温烧制而成,因此一般胎骨微厚。常见纹饰除了鱼藻纹以外,尚有团花、龙凤、云龙等等。

  北宋末年,宫廷画师刘寀擅画鱼,或因此造就宋代以来绘鱼藻图之风,自此以鱼为题之水墨作品开始流行。宋代定窑白瓷,已经使用莲塘鱼藻纹作为装饰,而青花鱼藻纹则始见于元代,常用来装饰大盘、罐类等器物。元代的鱼,描绘写实细腻,相较之下,明代的鱼虽生动活泼,但却稍见简略潇洒。明宣宗朱瞻基力兴文艺,擅于绘事,其御笔所画设色水墨《莲蒲松荫图》,描写莲塘荷叶,梗茎立鸟,而其曲沿点苔,荣中带枯,与此碗所绘有异曲同工之妙。

  宣德时期的鱼藻纹多绘鲭、鲌、鲢、鳜游鱼四尾,谐音寓意“清白廉洁”。此碗绘鲭、鲂、鳜三种游鱼,与莲花相组合,寓意“清廉”、“廉洁”,代表儒家思想中正直君子的完美形象。莲花出污泥而不染,也是清白、纯净的象征。又鱼与余同音,为富贵有余的象征,与莲塘组合含“连年有余”之吉祥寓意,体现了中国自古以来特有的吉祥文化。

明永乐 甜白釉暗花榴开百子玉壶春瓶  口径:9.9厘米 足径:4.6厘米 高:8.9厘米  “大明宣德年制”六字双行双圈楷书款

  撇口,弧壁,高足外侈,平底露胎。胎骨匀薄,白釉莹润,青花浓艳带结晶斑,红彩鲜丽。外壁上下饰五海兽与四海兽悠游于奔腾的海浪波涛中,另三海兽游于高足波涛仙山之上;杯体内壁无纹,杯心青花双圈线内书“大明宣德年制”双行六字楷书款。

  宣德时期瓷器二次烧成工艺得到发扬光大,此高足杯之装饰技法,先以钴料绘饰海兽、仙山及线圈,经高温一次烧成后,再于外壁留白处以青矾填绘波涛纹,低温二次烧制而成。矾红为低温红彩,以氧化铁做色剂,所用原料为青矾,故称“矾红”。

  明初永宣两代皇帝均笃信藏传佛教,亦曾命官窑烧制礼器赏赐于藏传佛教寺庙。成书于汉代的《山海经》由刘向父子编校,东晋时郭璞又为其附图作注,内容从科学到动植物,从医学到考古,包罗万象。十五世纪时,《山海经》重又盛行。此类高足杯皆绘饰九匹海兽,这些奇异海兽的描述可见于《山海经》。台北故宫藏有十四件饰有海兽纹的高足杯,每一个杯心都饰有九字一圈的梵文祷语,说明海兽杯与藏传佛教的关系颇为密切,为用于佛教仪式的祭祀礼器。

  除了青花矾红彩高足杯之外,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院等各大博物馆亦收藏了不在少数的釉里红、矾红、青花、白釉、祭红、祭青等多种品类的高足杯,纹饰包含云龙、团龙、蕃莲、凤凰、松竹梅、八吉祥、藏文等,足见此类小巧玲珑的高足杯于永宣时期颇受帝王青睐。唯青花红彩高足杯存世少量,极为珍稀。

明永乐 青花缠枝牡丹纹净水瓶  高:21.3厘米

  此瓶造型秀丽,胎体轻薄,纹饰纤细。盘口,束颈,垂腹,腹上有一细长流,无手柄,下承高足,足底外敞。通体饰青花纹饰,腹、颈饰缠枝牡丹纹,流饰缠枝花纹,高足饰变形回纹及莲瓣纹。景德镇珠山御窑遗址,明永乐早期地层,白釉净水瓶与白釉僧帽壶等残器一同出土,可推测应与永乐早期朝廷的佛事有关,或作藏传佛教祭祀礼器之用。景德镇御窑珠山宣德地层里,亦出土过带“大明宣德年制”六字楷书年款之宣德青花净水瓶。

  净水瓶非日常使用之器,于宫廷中亦仅作礼器之用,惟可见于少数重大祭典场合,其造形不同于茶酒执壶,亦与一般的流口粗短的军持迥异。此独特器形,窄颈宽腹,细流纤长笔挺,反映永宣时期景德镇御窑造瓷水平之精妙高超,然烧造成功者鲜少。传世品中纹饰、尺寸与本器相同者目前仅知两例,其一为清宫旧藏,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另一藏于私人机构。

  开幕:2017.4.28

  展期:2017.4.29 — 2017.8.27

  地点:龙美术馆(西岸馆),上海市徐汇区龙腾大道339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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