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占收藏界半边天 利益不该是收藏全部原因

2017-7-14 08:47| 发布者: 壹号收藏 |来自: 雅昌艺术网

摘要: 近日,亚洲艺术品金融商学院邀请著名文化学者、收藏家刘锡荣先生与大家一起深入探讨了士大夫的文化投资,今天我们将围绕这个主题展开,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士大夫收藏与中国收藏文化。
  近日,亚洲艺术品金融商学院邀请著名文化学者、收藏家刘锡荣先生与大家一起深入探讨了士大夫的文化投资,今天我们将围绕这个主题展开,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士大夫收藏与中国收藏文化。

  文人收藏的背景

  士大夫是古代中国对于社会上的士人和官吏之统称。他们既是国家政治的直接参与者,同时又是社会上文化、艺术的创造者、传承者。在中国,文人收藏有着悠久的历史,每个时代的士大夫对艺术品有不同的收藏观念和审美趋向。收藏传统形成金石、文玩、钱币、书画、书法等等,不同的朝代不同的文化背景使士大夫们的收藏也有所不同。

  在艺术史上,宋徽宗宣和年间,是一个标志性的年份。除了器物考古学领域出了《宣和博古图》之外,绘画艺术领域则有《宣和画谱》,书法艺术有《宣和书谱》,茶艺有《宣和北苑贡茶录》,棋牌艺术有《宣和牙牌谱》,玩赏石类收藏有《宣和石谱》。宋代是中国士大夫收藏热是最重要的朝代之一,其表现有三。

宣和画谱

  宋人说收藏,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博古”。考“博古”之意,既有鉴赏古器、古玩的意思,也包含了“博古通今”的意义。作为收藏热的体现,宋代开始出现了大量的“博古图”。宋朝博古图主要有两大类,一种是金石学著作中摹绘古器形制的插图;另一种是描绘收藏者鉴赏文物古玩情景的卷轴画。为了叙述方便,我们不妨将前者叫做“博古图谱”,将后者叫做“博古图轴(卷)”,博古图谱是宋代金石学非常发达的副产品。除了宋代之外,在之后的晚明社会中的收藏热上也多有博古图轴问世,如仇英画有《竹院品古图》,崔子忠画有《桐荫博古图》,张翀画有《育鉴图》,杜堇画有《玩古图》,尤求画有《品古图》。有意思的是,明代画家笔下的博古图轴,多为临摹、模仿宋人作品(一些学者提出,上引宋代博古图轴当为明人仿作),或者干脆以宋人鉴赏古器为题材,仿佛宋朝就是明人描绘繁华世象的一面镜子。

刘松年《博古图》

  宋代收藏热的另一个表现,是出现了热闹的古玩市场,古器成为价值不菲的商品。据叶梦得《避署录话》,宋徽宗宣和年间,因皇家“尚古器”,士大夫之家竞献所藏文物,“而好事者复争寻求,不较重价,一器有直千缗者。利之所趋,人竞搜剔山泽,发掘冢墓,无所不至。往往数千载藏,一旦皆见,不可胜数矣。”蔡絛《铁围山丛谈》也载,“世既知其所以贵爱,故有得一器,其直为钱数十万,后动至百万不翅者。于是天下冢墓,破伐殆尽矣。”为了发掘到古器,卖个好价钱,民间甚至刮起盗墓之风。

 仇英《竹院品古图》 

  宋代收藏热的第三个表征,是涌现了一大批收藏家。名单我们能够列出一长串:刘敞、欧阳修、夏竦、李建中、吕大临、王晋卿、李公麟、苏轼、米芾、赵明诚、贾似道、洪迈、赵孟坚、单炜等等。这些收藏家收藏的也不一样,刘敞藏有“先秦鼎彝数十”;欧阳修“喜集往古石刻”;夏竦“性好古器奇珍宝玩。每燕处,则出所秘者,施青毡列于前,偃卧牙床,瞻视终日而罢”;李建中“好古勤学,多藏古器名画”;王晋卿“藏古今法书名画,常以古人所画山水置于几案屋壁间,以为胜玩”;李公麟“平日博求钟鼎古器,圭璧宝玩,森然满家”;米芾“遇古器物、书画则极力求取,必得乃已”;贾似道“广收奇玩珍宝”;洪迈“家蓄古彝器百种”;赵孟坚“多藏三代以来金石名迹,遇其会意时,虽倾囊易之不靳也”;单炜“好古博雅,所蓄奇玩甚富,乃精于辨别,平生俸入,尽费于此”。

  宋代之所以会产生收藏热的是由于这里有时代思潮在推动的因素,并且社会的安定、商业的发展、生活的富足、文化的进步,也从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位置。一个时代的文化发展与社会环境息息相关,与其经济发展也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政治与经济决定收藏市场的繁荣

  除了文化,经济与政治也是影响收藏市场的重要因素。知名书画收藏家刘文杰先生曾经提出:“从中国书画鉴藏史上讲,中国有五次收藏高潮”,第一次是宋朝,第二次是明朝,第三次是清代乾隆年间,第四次是清末民国时期,“以1993年中国成立收藏家协会为标志,中国进入了第五次收藏高潮”。

  无独有偶,另一位知名收藏家马未都先生也认为,中国历史上经历了五次“收藏热”,第一次是北宋时期,第二次是晚明时期,第三次是“康乾盛世”,第四次是晚清到民国初期,“第五次就是今天,每一个普通收藏者都可以感受到收藏带来的愉悦”。

  也有学者说,纵观历史,收藏热潮出现过三次,分别是北宋末年、清代康熙年间与清末民初。但不管是多少次,有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宋代”和“清代”是收藏史上发展最繁盛的两个时期,同时也是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好的朝代。

《宋人博古图》

  宋代是我国文物收藏和研究的一个高峰,重视收藏的庶民化、艺术化和商品化。当时汴京颇有名气的潘楼下面热闹非凡,大相国寺更是商贾云集的中心市场,也就是古玩书画文物的专业市场。民间流行金石书画的赏鉴收藏,已有骨董行。士大夫竞尚收藏,欧阳修收藏历代石刻拓本;李公麟收藏古代铜器,并对夏商以来的钟鼎尊彝进行研究,考定世次,辨别款识。并且,在宋朝对于物权归属的立法,居民在官地或自家土地发现地下“宿藏物”,可自动获得其所有权:“诸官地内得宿藏物者,听收”;如果在他人土地发现“宿藏物”,则需与业主平分所得物的价值:“凡人于他人地内得宿藏物者,依令合与地主中分”;如果发掘到国家保护性文物,则要求送官,官府再给予相应的报酬:“得古器锺鼎之类形制异于常者,依令送官、酬直。”这些立法规定,构成了宋代文物交易的法律基础。根据法条,“形制异于常”的保护性文物是不准许自由交易的,但一般的古器珍玩,显然可以自由流通于市场。这样的法规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收藏热。

  而清代,无论是收藏还是对藏品研究,均超过前代,成为中国收藏发展史中又一个重要时期。清高宗乾隆皇帝对文物搜藏最广,历代珍品无不囊括,包括各种古代铜器、卷轴书画、宝石玉器、缂丝、拓本等,不胜枚举,成为帝王中古代文物的集大成者,并奠定了故宫博物院藏品的基础。乾隆皇帝嗜玉成癖,尤其喜好“三代”玉。清宫遗存的古代玉器,多数是乾隆时期收集的。乾隆皇帝还亲自进行古玉器的鉴别、定级,倡导对古玉的考证和仿古玉的制造。清代的民间收藏也很兴盛,从贵族官僚到殷实富户,都以收藏古物为时尚。不仅古董器物书画为人珍爱赏鉴,即使新出的小物件,若制作精良,可供清玩,能满足时人之需,也大有市场。

 展子虔款《游春图》上有乾隆题款 

 清乾隆款青玉刻诗大碗 

  在经济上,著名历史学家漆侠先生曾指出:“在两宋统治的三百年中,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居于世界的最前列,是当时最为先进、最为文明的国家。”而清乾隆至晚清年间则同样是公认的中国历史上经济富裕,文教旺盛,文物购藏活动十分活跃的朝代。

  士大夫的收藏文化

  伴随着经济、政治以及文化的影响,收藏热潮不断升温,有别于帝王收藏,士大夫玩收藏追求的是博古通今的学术趣味,是士人生活的格调展示。他们在休闲、举办雅集与音乐会的时候,往往都会陈列古董,以供清玩。而从刘松年《博古图》、《围炉博古图》又可看出,宋人在鉴赏古玩的时候,又会摆上茶具,煮水品茶,好不清雅。但也因为如此,当宋人说起自己的收藏之好时,常常要极力撇清玩物丧志的嫌疑:“当天下无事时,好事者蓄之,徒为耳目奇异玩好之具而已。……(我们收藏古器)非敢以器为玩也,观其器诵其言,形容仿佛以追三代之遗风,如见其人矣。以意逆志或探其制作之原,以补经传之阙亡,正诸儒之谬误。天下后世之君子,有意于古者,亦将有孜焉。”实际上,这正是后人设立博物馆之意旨所在。

  清朝梁清标是历史中最重要的鉴藏家之一,同时也是清朝四部尚书,任职长达四十余年。作为士大夫,梁清标的收藏可谓是“大咖中的大咖”。大咖到什么程度?比如,晋代陆机《平复帖》,王羲之《兰亭序》(张金界奴本),唐代杜牧《张好好诗》,颜真卿《自书告身》和《竹山堂联句》,宋代苏轼《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归去来兮辞》,黄庭坚《阴长生诗》,米芾七言诗,蔡襄《自书诗》,元代赵孟頫《洛神赋》《常清静经》《黄庭经》等,这里每一件放在今天都是震烁古今的珍品,而这些,全部都是梁清标的藏品!而且,朋友和门生满天下的“梁相国”,为了“益街坊”,让同好看到自己的秘藏,还请金陵名工把上述宝贝精心摹刻成《秋碧堂法书》八卷。

 《虞世南摹兰亭序》卷 唐 虞世南摹 纸本 行书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除了历代名家法帖,梁清标收藏的绘画作品也有极多重量级的稀世珍宝:晋代顾恺之三种版本的《洛神赋图》、隋代展子虔《游春图》、唐代阎立本《步辇图》、周昉《簪花仕女图》、五代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后梁荆浩《匡庐图》、宋代范宽《溪山行旅图》、李唐《万壑松风图》、元代赵孟頫《鹊华秋色图》,还有明代仇英《赤壁图》、清代王时敏《仿古山水册》等。由他所鉴藏过的晋唐、宋元书画既是清朝内府的主要藏品来源,又是今天各大博物馆中国书画藏品中的上等藏品。可以说,他一个人的收藏,成就了好几个博物馆。

 宋 宫素然《明妃出塞图》 

  那士大夫是怎么做到把这么多稀世珍宝都纳入囊中的?

  首先,动荡时期一向都是“捡漏”的吉时,很多藏品飘零聚散。明末时,不管是宫廷由上至下的赏赐(内府的大量书画收藏被作为“折奉”分散到官宦手中)或者平级和民间的流动,都使得藏品易主。

  第二,清朝的新皇帝们喜欢发点“年终奖”“绩效奖”。顺治、康熙等皇帝动辄拿宫中收藏过的书画来赏赐臣子。“明内府和清初宫中的书画收藏远远不及主要收藏书画的大臣们,如孙承泽、梁清标、宋荦等。”

  第三,当时同事之间、上下级之间以及朋友之间,也常有藏品的流动。研究资料显示,“曾在康熙身边当御前侍卫的纳兰性德,他的一部分藏品在去世后即转到梁清标的手上,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品阎立本《步辇图》卷就是其中之一。再如故宫藏宋代李嵩《货郎图》卷、李公麟《临韦偃放牧图卷》,原为孙承泽所藏,后来也陆续转到了梁氏手里。曹溶的部分藏品,如宋代米芾《多景楼诗册》等也与梁清标有着递藏关系。”

 唐代阎立本《步辇图》

  第四,就是梁清标自己也很有背景,很有钱。他生于钟鼎世家,是明代万历年间蓟辽总督梁梦龙的重孙。梁梦龙是谁?是戚继光的上司,嘉靖皇帝还曾特赐麒麟武官一品官服,并曾经做过太子少保——“麒麟才子”即视感有没有?其叔祖梁志也是“收藏甲富”之人,梁清标在收藏书画、古董方面曾受他的亲炙。家族藏品是梁清标收藏的重要来源之一。到了梁清标这一代,他承继祖业,并继续担任清廷要职。据研究表明,他在河北正定拥有大量土地,梁清标自己写过《秋忆赵郡风物成杂咏三十首》说明正定家产之大,其中第七首说,“城东别墅辋川图,手种垂杨一万株。大麓经秋霜干冷,绿烟犹似昔时无。”能种下一万棵杨树,土地之大可想而知。身家丰厚自然更容易成为大藏家。

  除了清代梁清标在宋代也有爱好收藏士大夫,李清照与丈夫赵明诚志同道合,除都能诗善文外,还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收藏金石(古代铜器和石碑上镌刻的文字书画),这些文物既是我国古代的精湛艺术,又保存着丰富的历史材料。赵明诚夫妇在当地收集到《东魏张烈碑》、《北齐临淮王像碑》、唐李邕撰书《大云寺禅院碑》等一大批石刻资料。益都出土的有铭古戟,昌乐丹水岸出土的古觚、古爵,陆续成为他们的宝藏。上海博物馆藏《欧阳修(集古录)跋尾》认为《画像》题词确为赵明诚手迹。

  除了皇帝,从古至今的士大夫也均占据着收藏市场的半边天,为文化投资贡献着不小的力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欧阳修(集古录)跋尾》赵明诚

  文人收藏正趋于没落

  士大夫是收藏的半边天,从古代到近现代的民国都是这般。民国时期,我国精英层面由官、商、仕组成的结构非常明晰,其中官员出身的54人,商人背景的97人,而最多的是文人包括艺术家,有167人之多。所以称中国的高端收藏为文人收藏是有根据的。

  由这一信息大抵可推算出如下事实:一是文人在当时收入颇丰,买得起文物和艺术品;二是文人之间的交流频繁,也有条件接受其他文人尤其是书画家的馈赠;三是当时的文物艺术品确实便宜,不少教授、画家可以跨过资金的门槛成为收藏家。

  这么多的文人进入收藏队伍,自然大大提升了整个国家的收藏水准,文物为文化事业、为研究学问、为提升自身修养服务的特点就更为明显。由这些人加上儒官、儒商组成的收藏结构,则更受到社会的尊敬,谁也不会小觑。比如吴湖帆、徐悲鸿先生,因为收藏品丰富,一则为国家抢救了很多文物;二则由于他们的研究和学识,鉴定了真伪,为后代留下了重要的见解;三则也为他们成为大画家提供了艺术涵养。1949年以后,中国内地的博物馆重建,很多也是得益于藏家尤其是文人收藏家的捐赠、转让和贡献,他们每家每户都是优质文物的蓄水池,在国家需要的时候,则汇入大江、大河,支撑起了国家的收藏事业。上世纪80年代,笔者曾随朵云轩总编辑黎鲁先生与上海博物馆馆长沈之瑜洽商,准备把戚叔玉先生捐给上博的碑刻加以出版,一问有7000多件,真是惊人得很。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出版一事并未启动,但他们对国家的贡献,从一个藏家已见一斑了。

 徐悲鸿藏 任伯年《女娲炼石图》

  问题是,如今的艺术市场价格暴涨,这几年虽有回落,但好东西价格还是不便宜。以2011年为例,拍品均价30多万元一件,哪里还是文人能承受得起的?很多大学教授喜欢文物,但以他们的薪水及收入,只怕是无法涉足。

  在上海,韩天衡先生、童衍方先生由于意识超前,进入市场早,还是抓住机会收藏了一些与自己专业相关的珍品、精品。但这只是文人收藏的落日余晖,不能反映整体。文人淡出收藏圈,是令人痛心和遗憾的,因为它会使收藏界的结构单一,人文气息和素养下降,逐利性上升。今天许多人跟风玩收藏,恐怕也是抱着捡漏发财的功利之心吧。

 韩天衡收藏 任伯年《双钩鸡图》 

  结语

  收藏分好多种,有像士大夫一样的文人收藏,有盛世的平民收藏,也有背景雄厚的帝王收藏。而如今的艺术市场正处于一个尴尬时期,商人成了收藏的主力,艺术市场的价位被置于一个高点,文人与平民消费不起,以致商人主导的结果就是收藏变了性。所以最后呼吁,收藏应该纯粹一些,利益不该是收藏的全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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