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帝王的最后远巡:嘉靖帝南巡承天府与明后期政治

2018-8-20 09:14| 发布者: 壹号收藏 |来自: 澎湃新闻

摘要:   不同帝王的巡幸,史书有不同的评价,如隋炀帝、明武宗的巡幸,史书在记述时多贬义;而如康熙帝的巡幸,史书在描述时却少有这类贬义的意涵。清朝仅乾隆帝就曾六下江南,相比之下,明朝皇帝巡幸的次数无疑是较少的 ...
  不同帝王的巡幸,史书有不同的评价,如隋炀帝、明武宗的巡幸,史书在记述时多贬义;而如康熙帝的巡幸,史书在描述时却少有这类贬义的意涵。清朝仅乾隆帝就曾六下江南,相比之下,明朝皇帝巡幸的次数无疑是较少的。

  是非难定论——明代皇帝巡幸概说

  明前期,永乐帝、宣德帝北巡,被后世视为护卫北边的需要,备受褒誉;而英宗欲效仿先祖,御驾亲征,奈何落下个悲剧命运,成了蒙古人的俘虏,颜面扫地,多为后世责备。

  贸然亲征确实不妥,然而联系时局可以发现,彼时的蒙古、瓦剌和鞑靼连为一体,蒙古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外加雄主也先有复元大志,可以说,英宗面临的是自元末以来最强大的蒙古。永乐帝当年亲征漠北、西击瓦剌,对瓦剌、鞑靼两部也是一打一拉,不愿与他们同时为敌;清代康熙帝亲征噶尔丹,也不过是同瓦剌的一部作战;乾隆帝平定漠西蒙古,也只是击败了原明瓦剌,且彼时漠西蒙古内乱严重。由此可见,明英宗的主观失误是一方面,彼时的客观形势是另一方面。英宗朝的明军,守御或勉强,进攻并无实力。

  因为明朝差点因英宗亲征而亡国,因此后世朝臣对明帝远离京师十分戒惧,生怕自己规劝不力,耽误了社稷。也因此,明朝大臣对于帝王出京巡狩是十分抵触的,哪怕是紫禁城天气热,帝王去西苑等地消消暑,大臣们也觉得彼处不可久留。究其原因,帝王巡狩或去郊区休养,终归了是离开了紫禁城这一权力中心,常朝等不免受到影响,且帝王的言行更难被朝臣们窥知,大臣们不放心!

《出警入跸图》中的明帝形象
《出警入跸图》中的明帝形象

  到了正德时,武宗以好巡狩出名,南巡、北巡、西巡一个也不少,然而史家对他的评价多贬责,认为他喜好游玩,出巡纯粹是劳民伤财,这种评价多少有点偏颇。“巡狩”这个词就是为帝王创造的,巡狩无错,关键看帝王出巡做了什么。武宗北巡北边,不能说对北边防御没有帮助,至少皇帝亲临前线,给了北边将士以很大的鼓励,尽管也带来了骚扰。正德帝时,明朝面对的敌手是蒙古中兴之主达延汗,达延汗统一了东蒙古,对明北边形成了全面地压迫,史料常称达延汗为“小王子”。正德帝北巡九边,又何尝不是对北边局势的担忧呢?游玩是一面,为社稷也是一面。

  如果皇帝只是在京郊西苑、西山避暑消凉,或者去昌平谒陵,那么还不能将之视为巡狩,毕竟连京畿都没出,也谈不上什么巡视民瘼和军情。明代帝王最后一次离京巡狩是嘉靖十八年的嘉靖帝南巡。此后,隆庆、万历、泰昌、天启皆未离京出巡,最多就去了下昌平。

  隆庆帝是不敢动,因为当时俺答汗隔三差五破边到山西等地劫掠。万历帝不爱动,“俺答封贡”后,明蒙关系还比较和睦,但万历帝最远就去了昌平拜谒祖陵。泰昌帝没时间巡幸,因为在位时间实在太短。天启帝时,后金已经崛起,缺乏出巡的外部条件。崇祯年间,后金和蒙古联军每隔几年就“到明京畿一游”,最远还去山东济南俘虏了德王,崇祯帝更不敢动。崇祯末年,崇祯帝一度有南狩的念头,奈何局势发展太快,大顺军以迅雷之势,连破山西、大同、宣府、居庸关,南巡无望,明亡不远矣!

  明亡后,南明小朝廷频繁更替,资质、德行俱优的隆武帝面临清军压迫,也不得不带着家眷巡狩。奈何时运不济,半路为清军截获,原本渴望在史册留下浓重一笔的隆武帝,最后却成为俘虏、进而被杀,退出历史舞台。

  从藩王到帝王——嘉靖帝南巡的背景

  嘉靖帝的身世在明代很特殊,不算南明的话,嘉靖帝是明朝唯一一个父亲不是皇帝、出生和成长在京外藩邸、后继承大统的皇帝。嘉靖帝的父亲兴献王朱祐杬,是明孝宗的异母弟。弘治七年,朱祐杬就藩湖广安陆州(现湖北省钟祥市及周边);正德二年,嘉靖皇帝朱厚熜出生于安陆州的兴王府。在父母呵护下,朱厚熜逐渐成长为一个在学习上颇有天赋的少年,由于哥哥早夭,他成为藩王的继承人,或许他的一生也就这样了。但此后两个事件的发生,使得朱厚熜的命运出现了巨变,改变了明朝的帝系继承,也间接改变了明朝的国运。

  正德十四年,兴献王去世了,王墓被选在了安陆州松林山,朱厚熜戴孝治理王府事宜,后来,他被破例允许提前继承藩王之位。正德十六年,正德皇帝南巡时不慎落水染疾,当年便驾崩了。正德皇帝膝下无子,这一情形是明朝建立以来从未遇到的。没办法,皇帝宝座总得有人去坐,于是内阁首辅杨廷和同正德皇帝生母张太后商量,决定让年少的朱厚熜继承皇位。他们把朱厚熜选为继承人,一是因为兴献王跟孝宗比较亲,二是认为朱厚熜年龄比较小、会比较听话,且他的父亲已经去世了,朱厚熜当皇帝不会有后顾之忧。

  很快,司礼监太监、内阁大学士等一波人来到了安陆州,迎接朱厚熜去北京当皇帝。此后,嘉靖帝同内阁首辅杨廷和等人围绕入京礼、嘉靖帝生父母名分等问题,开展了长期的争论和较量。奈何,小皇帝入京之初,皇权尚不巩固,相权强势,嘉靖帝有时不得不让步。但是,皇帝毕竟是皇帝,加之嘉靖帝本人天资尚好,杨廷和也不是奸臣,最多是权臣,故经过“大礼议”事件,嘉靖帝的皇权得到了伸张和巩固,杨廷和也罢相了。此后,嘉靖帝的强势独裁君主面貌也越来越显现,老家安陆州也被升格为承天府,跟应天府、顺天府并称“三天”。

  兴献王墓原本只是个藩王墓,随着嘉靖皇帝皇权的巩固,兴献王墓逐渐被升格为帝王陵,后来被赐名为“显陵”,如今被称呼为明显陵。据记载,显陵前前后后修了四十多年,耗费了数十万两白银。

  每逢清明节百姓祭祖之时,嘉靖皇帝自己都不能亲临显陵拜谒,因为实在离得太远。既然自己已经是皇帝了,嘉靖帝心想:把生父陵寝迁到北京不就得了?他让大臣们讨论迁陵之事,当时为礼部尚书的夏言说:“兴献皇帝的体魄已经埋葬很久了,如果我们贸然打开陵墓,怕是泄了陵寝的灵气,恐怕兴献皇帝也不愿意这样啊!”嘉靖帝怕自己的好心被冠以不孝的名声,便暂时放弃了迁陵。

  嘉靖十七年底,嘉靖皇帝生母蒋太后去世了。太后生前说:“请儿子务必把我跟你父亲葬在一起。”嘉靖皇帝谨记遗嘱,想把显陵迁到北京大峪山。但是承天府那边来报,说显陵玄宫渗水被淹了,恐怕难以搬迁。嘉靖皇帝听了十分震惊,承天是自己的发迹地,显陵是生父的陵墓,不能让老父亲黄泉之下不安心,便不顾大臣们的反对,于嘉靖十八年带领夏言、严嵩等文武百官南巡湖广承天府,查看明显陵情形。

湖北钟祥明显陵
湖北钟祥明显陵

  巡幸承天府——明代帝王远巡的绝唱

  嘉靖十八年,嘉靖皇帝在湖广承天府拜谒了明显陵,还带领文武百官举行了多项礼仪活动,之后他还特地给当地官民下了一个白话诏书,诏书大意是:“承天是我的家乡,是我的发迹地,可惜我的父母都去世了,我心里实在很苦啊。我很羡慕你们,毕竟还有父母在身边。乡亲们,希望你们能够珍惜父母在世的时候,好好孝顺他们!”嘉靖皇帝临走时,特地颁诏免去了承天府三年的田税。回到京师后,嘉靖帝最终决定把蒋太后的梓宫放入承天的明显陵同兴献王合葬。

  嘉靖皇帝此次南巡承天,不小心成为了明代帝王最后一次南巡。嘉靖皇帝不爱游山玩水,只爱修道斋醮,所以这次去了承天之后,他便没有再回过老家了。嘉靖四十五年,嘉靖帝重病,无好转之势,虽有妃子和皇子前来问安,但世宗精神上的孤独和对死亡的恐惧与日俱增,其欲南巡承天的念头也越来越重,“上居恒念承天生长地,与徐阶及司礼太监黄锦屡议南幸。”承天是他的生长地和福地,那里既是他成长的地方,也是他双亲陵寝所在的地方。嘉靖四十五年二月,世宗给徐阶下了一道密谕,说自己重病很久,不见好转,正好借《承天大志》编撰完成的好日子,“南一视承天,拜亲陵取药服气。此原受生之地,必奏功。诸王不必朝迎从,官免朝,我用卧辇至,七月终还京。”世宗对自己的病情无可奈何,希望回到承天祭拜显陵,并求取药物。徐阶劝谏说承天路途遥远,往返奔波,世宗身体难以承受。在徐阶的劝告下,他不得不搁置了南巡的念头。

《大明王朝1566》剧照
《大明王朝1566》剧照

  兴衰之势——南巡对夏言等人仕途的影响

  嘉靖十八年,在皇帝南巡之前,内阁首辅夏言处于仕途巅峰。南巡前的夏言恩荣加身、风光无比,“加少师,特进光禄大夫、上柱国”,而在明代,“特进光禄大夫、上柱国”之阶可谓文臣最隆重的阶勋,自明初至嘉靖中叶,“上柱国于人臣未有加者,加之自言始,其自拟也”,夏言给自己拟阶勋,嘉靖帝满足了他的虚荣。

  南巡承天期间,嘉靖帝拜谒完显陵,严嵩揣摩到嘉靖帝的心思,建议嘉靖帝在承天接受群臣表贺。承天是嘉靖帝的故乡,拜谒完显陵在这里接受表贺,更能彰显皇帝的尊荣和以孝治国的名声,满足其衣锦还乡的情结。作为“议礼”起家的夏言,却没能理解透嘉靖帝的心思,他从礼制和现实的角度出发,认为回京后再表贺为宜,但严嵩坚持提议在承天表贺,并强调礼仪可由天子确定。从此,夏言在嘉靖帝心中种下了不满的种子。

  嘉靖帝南巡返京后到大峪山查看陵工,当时夏言没能及时进呈居守敕,嘉靖帝认为这是由于他自傲和懈怠,并对夏言南巡时的表现提出批判:“昨扈从南巡,偶以疾昏迷”,指出他不尽心供职已非首次,命夏言归还嘉靖帝给他的手敕。虽然嘉靖帝后来收回了成命,但对夏言已有了负面的看法,这为他的最终失势积累了条件。

  南巡后,陆炳、严嵩等人更加受宠。锦衣卫指挥使陆炳,其父陆松在弘治时跟随兴献王就藩安陆,嘉靖帝入继大统之后,陆炳又作为“从龙”之臣在锦衣卫任职。陆炳和嘉靖帝从小结识、交情颇深。嘉靖帝南巡时,陆炳扈从,后来在河南卫辉的行宫出现火灾,嘉靖帝深陷火海、形势危急,“从官仓猝不知帝所在,炳排闼负帝出,帝自是爱幸炳”。陆炳在南巡时对嘉靖帝有救命之恩,之后更受嘉靖帝宠爱,以至于“三公无兼三孤者,仅于炳见之”。夏言担任首辅期间,陆炳曾因不法事被御史弹劾,夏言打算惩治他,但在陆炳的百般苦求下,夏言最终放过了他,但“炳自是嫉言次骨,及嵩与言构,炳助嵩,发言与边将关节书,言罪死”,陆炳成为严嵩搬倒夏言的有力助手。

  至于严嵩,时任礼部尚书。南巡前任劳任怨,妥善安排视陵工作,南巡期间,言论又颇合嘉靖帝心意,因此更得嘉靖帝赏识,严嵩“从幸承天,赏赐与辅臣埒”。嘉靖十九年七月,礼部尚书严嵩加少保,仍兼太子太保。相比夏言仕途的下行,严嵩正在上行并逐步走向行政中枢——内阁。

  解决心头之忧——嘉靖帝南巡后更不视朝

  嘉靖帝崇信道教,其崇道行为对嘉靖朝政治产生了深刻影响。嘉靖帝崇道不仅是为人所诱,也源于其父兴献王崇信道教和承天地区的崇道之风。兴献王在世时便自称“纯一道人”,而承天地区向来是道教兴盛之地。

《出警入跸图》中的人物形象
《出警入跸图》中的人物形象

  南巡时,嘉靖帝信任的道士邵元节因病无法随同,邵元节便推荐道士陶仲文跟随。南巡之前的陶仲文可谓“名不见经传”,但经过南巡期间的陪同,陶仲文深得嘉靖帝信赖并加官进爵,对嘉靖中后期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

  经过河南卫辉时,忽有一阵旋风经过圣驾,嘉靖帝问:“这是什么征兆?”陶仲文说:“有火灾之虞。”当天晚上,行宫果然失火,嘉靖帝险些丧命。脱险后,嘉靖帝认为陶仲文预测十分灵验,立即对陶仲文进行了封赏:“以方士陶典真为神霄保国宣教高士。”自此,嘉靖帝开始宠信陶仲文,在陶仲文的引导下,嘉靖帝也更加崇信道教。而郭勋、段朝用之辈也向嘉靖帝进献炼丹、炼金之术,使得嘉靖帝更加钟爱“静摄”。往后,嘉靖帝苦于生子多夭,陶仲文便提出“二龙不相见”之说,不仅朝臣难得见到皇帝,就连皇子也是如此。

  嘉靖帝在南巡拜谒显陵之后更不视朝了,“帝自十八年葬章圣太后后,即不视朝;自二十年宫婢之变,即移居西苑万寿宫,不入大内。”其中,固然有陶仲文等人引诱嘉靖帝斋醮而不视朝,但也有其他原因:一是明显陵是否北迁、蒋太后梓宫是否南祔,嘉靖帝一直犹豫不定,这些事情使得他无法专心斋醮和静摄,不得不同群臣商议,甚至带领群臣前往明显陵亲自拜谒和查看;二是因为嘉靖帝生父、生母的去世,加之嘉靖帝体质较弱,南巡时又遭遇卫辉火灾,其便希望通过斋醮等行为来祈求健康、获得长生。

  明史评价:“明自嘉靖帝而后,纲纪日以陵夷,神宗末年,废坏极矣。”认为明朝的衰亡同嘉靖朝纲纪的废弛有关系。虽然这是一家之言,然而嘉靖帝长期不上朝,于西苑理政,政治运行显然不处于正常状态,这也为嘉靖帝之孙明神宗树立了坏的“榜样”。

  参考资料

  谈迁:《国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官修:《明世宗宝训》,台湾:“中研院史语所”,1983年

  李培根:《万历承天府志》,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

  朱厚熜:《御著大狩龙飞录》,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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