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的劫掠与归还:一个没有结局的故事

2018-8-22 09:39| 发布者: 壹号收藏 |来自: 界面

摘要: 波兰人欢迎《抱白鼬的贵妇》回家  林恩·尼古拉斯  对于一个政治运动来说,艺术品从未如此重要过,它们也从未这么大规模地被迁徙过,它们是意识形态、贪婪和生存的无所顾忌游戏的马前卒。  阿道夫·希特勒年轻 ...
波兰人欢迎《抱白鼬的贵妇》回家
波兰人欢迎《抱白鼬的贵妇》回家

  林恩·尼古拉斯

  对于一个政治运动来说,艺术品从未如此重要过,它们也从未这么大规模地被迁徙过,它们是意识形态、贪婪和生存的无所顾忌游戏的马前卒。

  阿道夫·希特勒年轻的时候想做画家,但是他的艺术之路未能延续,他曾多次报考维也纳艺术学院但屡遭拒绝。不过,希特勒从政之后也并未远离艺术,他甚至将自己关于艺术的趣味带到了独裁统治当中。

  希特勒热爱古典艺术,对于20世纪兴起的现代主义嗤之以鼻,掌权之后,他发起了一场对于现代艺术的清洗活动。布拉克、凡高、毕加索、克利、马蒂斯……当时已经受到广泛认同的现代主义大师杰作,被贴上了“堕落艺术”的标签。早在“二战”之前,纳粹就开始掠夺、集纳和拍卖这类现代艺术作品,以换取军资。随着纳粹铁蹄抵达欧洲各个国家,大量艺术专家继续为希特勒服务,为他在家乡筹建博物馆的计划搜集合适的艺术作品。

  在《劫掠欧罗巴:西方艺术珍品在二战中的命运》作者林恩·尼古拉斯看来,艺术从未在一场政治运动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它们从未这么大规模地被迁徙,它们是意识形态、贪婪和生存的无所顾忌游戏的马前卒。”

  20世纪以来,在全世界范围内战乱频发。在每一个生灵涂炭的时期,艺术,作为人类文明的物质形式,也在遭受反复蹂躏和毁坏。2001年,巴米扬大佛被炸毁,近期,叙利亚文物又在欧美艺术市场频繁出现。相似的历史剧情反复在上演。

  经出版社授权,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节选了《劫掠欧罗巴:西方艺术珍品在二战中的命运》书中部分章节。在这一部分,作者讲述了战争结束之后,各国组织起来的“古迹卫士”是如何尽其所能将纳粹收藏和流落四方的艺术品物归原主的。

  纳粹劫掠文物的追查与返还路

  文 | [美]林恩·尼古拉斯  译 | 刘子信

  对于应该怎样处置纳粹“从德占国通过没收或未给补偿”而拿来的物品,人们没有任何争议。它们应当被归还给这些国家,不过如何归还却不是个简单问题。在自从1944年夏已获得解放的西方,到德国投降之时,相当大的激动情绪已经被各种要求立即采取行动的返还委员会带动起来。的确,比利时博物馆总馆长范普威尔博士(他在整个大战期间都在英国作学术研究,他唯一的军事经历是在“一战”中在布鲁塞尔大皇宫参与的几次周日演习,但让他的同行们觉得非常好笑的是,他回国时穿着一身上校的作战服装)已经征用了一个有25辆卡车的车队,在没有任何授权的情况下前去德国取回根特祭坛画了。在阿尔特奥赛的波西和在海尔布隆的罗里默都没有好好接待这些不速之客,因为两人还在努力安顿他们各自负责的作品,而且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不可能轻易交出藏品。因此,比利时人不得不空手而还。(大约同一时间,罗斯·瓦兰也被拒绝进入新天鹅石城堡,她也是毫无征兆地来到这里,想要进去检查被没收的法国藏品。她来时也炫耀着一身制服和上尉军衔,但她在运输工具上准备得却没有那么充分。)范普威尔此行在媒体上引起一场舆论轰动,并启发波兰人向罗伯茨委员会的伦敦办公室索要类似的“最高统帅部许可”。

  为了让大家平静下来,1945年5月底,约翰·尼古拉斯·布朗提议立即归还一些所有权得到公认的作品,并开展一项美军和各接收国达成一致看法的“临时”返还项目。这需要谨慎处理。美国人认为小心控制这些艺术品是很重要的,他们不想陷入所有权之争并且他们谴责“法国和比利时政府突然的、无授权的行动”。萨姆纳·克罗斯比发电报说:“整个过程必须表现为我方军队的好意之举,而不是对各被占领国的主张的回应。”军方把这个计划看成是摆脱一个自己不想要的负担的好机会。如果能采取迅速的单方面行动,那么留给那个讨论了很久但仍然没有出现的盟国返还委员会处理的东西就会少很多,而且与不明归属和纳粹分子购买的作品相关的更困难的问题也能得到快速解决。6月底,临时返还的原则得到了相关各方的赞同,并在波茨坦会议上得到了重申。


  根特祭坛画,扬·范爱克。1940年5月,布鲁塞尔陷落后,根特祭坛画等比利时珍宝被转移到法国波城,在维希政府干预下,纳粹分子将其带到德国新天鹅石城堡,战争后期,其又被藏到阿尔特奥赛矿区。

  根特祭坛画是第一件被返还的艺术品。波茨坦会议后不久,约翰·布朗就赶往布鲁塞尔进行安排。众人决定,比利时的勒让亲王会在布鲁塞尔皇宫的移交仪式上正式接收祭坛画,时间为9月3日,这天也是布鲁塞尔解放的第一个周年纪念日。8月中旬,这批板面油画在慕尼黑被装进十个箱子中,由波西上尉护送着装上军用飞机。在布鲁塞尔,一批要人和一队武装护卫在机场等着它们到来。然而到了约定的时间,飞机却不见踪影。“在雨中等了很长时间后,这群人中的许多人回城去了”。六小时后,所有人都走了,布朗急忙去问发生了什么情况。心急如焚的古迹救护官们不愿想象,在挺过那么多磨难后祭坛画竟然会丢失。飞机最终还是抵达了,但是,终于回家的根特祭坛在比利时度过的第一个夜晚,竟然是不光彩地被锁在美军的车库里。

  在移交仪式两天后,梅松·哈蒙德在造访伦敦时被其他“被占领”国的代表们团团围住了,所有人都喊着让他们的珍宝回国、让他们的代表进入艺术品集中点。哈蒙德请大家有些耐心,因为美国军政府是“复杂的”,或许“行动起来会显得慢些”。但国务院也注意到祭坛画的归还“可能会刺激其他申索国的工作”,并催促快速接纳这些外国代表。但这里面不包括轴心国:之前的参战国意大利和匈牙利必须“排队等着”,等到“被解放的盟国”接收完它们的珍宝后,意大利和匈牙利才能取回自己的珍宝。现在形势发展得非常迅速。艾森豪威尔已经亲自下令,让人把法伊特·施托斯祭坛准备好还给波兰,而且他在9月初派了一名手下到克雷格·史密斯处,建议他尽可能“大批地”向各国归还藏品。15日,来自指挥部的指示正式启动了这个项目,还特别要求立即把米开朗琪罗的《圣母像》还给比利时、把“来自法国的五十幅最好的、最具代表性的绘画”还给巴黎。

  组织这次大规模的艺术品移交工作的重任,又一次落在了遭受围攻的古迹救护组织头上。来自每个国家的作品要先进行识别,接着从一大堆东西里取出来,然后被拿到单独的区域里进行编目、包装。之后,工作人员要安排运输工作以把它们送回去。虽然美国古迹官们起初不愿意和外国代表们交涉,但是他们现在发现这些人的帮助很重要。法国人通常在检查每一件作品时都一丝不苟,但他们主动建议把被送到新天鹅石城堡的罗森堡指挥部收缴品(关于这些物品的德国记录已经找到)未启封地还回巴黎,然后在一名美国代表在场的情况下在巴黎编目。古迹救护官们让各国的物品被交替运出,以免有些国家看起来受了优待,而且古迹救护官们为每个国家准备了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重要作品首次运输。在慕尼黑,每个国家都分到了一间办公室和一名德国管理助理,但没人确定有些代表是否能忍受和德国人一起工作。(史密斯特别担心波兰的埃斯特赖歇,因为他的兄弟死于纳粹的监禁。)因为担忧出现争论,美国人在一切情况下保留对于一件作品是否能被放走的最终决定权。于是,返还开始了。

  很快,艺术品就在慕尼黑艺术品集中点双向流动起来。让所有现场想要看她一眼的人失望的是,布鲁日的《圣母像》是被包进斯托特在阿尔特奥赛发明的包装里被送回的,她看着特别像一个大号的史密斯菲尔德火腿。一个小代表团到机场为她送行。罗里默安排把装着斯特拉斯堡大教堂彩色玻璃窗的73个箱子,直接从海尔布隆矿区的避难所运往大教堂。它们被接收时,法方举行了盛大的典礼,这场典礼也庆祝了阿尔萨斯回归法国。在这一切进行着的时候,让罗里默极其满足的是(也是在罗斯·瓦兰的几度劝说之后),他成了第一位获得荣誉军团勋章的古迹救护人员。

  在斯特拉斯堡的彩色玻璃运送两天之后,第一批绘画返回了巴黎。这些物品差不多就是当时留在戈林的第一列火车上的东西—大多数是罗斯柴尔德的财产,还有在最后一刻从法国拿走的曼海默藏画。美国人原以为在巴黎会有一场小型庆典,但法国人把它们迅速存放了起来,直到返还的物品足以代表更多的所有者。10月,荷兰收到了柯尼希斯/范伯宁恩收藏中的鲁本斯作品、拉特瑙收藏中的伦勃朗的《自画像》、一大批古德斯蒂克藏品和戈林的弗美尔赝品。克雷格·史密斯负责押运它们,在荷兰国立博物馆的伦勃朗厅举办的一场史无前例的盛大午餐会庆祝了它们的到达。荷兰人此次不遗余力,他们在餐桌上摆上该馆最壮观的收藏中的瓷器、银器和玻璃器,给他们目瞪口呆的客人献上了有牡蛎、鸻鸟蛋和鹿肉的精美午餐。这不是炫耀:在实行严格配给的荷兰市场上,几乎没有其他食物。

  在刚开始的这些“光鲜亮丽的”返还之后,事情就没那么优雅了。

  “成批的”货物运输将始于新天鹅石城堡。拉法热让美国军需部少校爱德华·亚当斯负责,并告诉他,返还工作所需的劳动力和材料都必须靠当地解决。作为艺术专家,亚当斯让富有魅力但看起来完全不像军人的法国军官于贝尔·德布里与自己一同工作。德布里是一个在法国18世纪绘画方面的权威。在这座城堡,大约6000件艺术品以及罗森堡指挥部的档案、文件等着转移,这些东西要先沿着旋梯搬下来,再穿过被雪覆盖的露台到达下面的卡车处。这项严肃工作中的唯一消遣,是一大批被罗森堡指挥部没收的色情绘画,它们被堆在一个中央走廊里。两周后,第一趟火车出发了,它有22节车厢、载有634只箱子;到12月2日,也就是一个月后,这座城堡里所有能识别出来的法国作品都还给巴黎了。


  这是一处在埃林根的德国艺术品储存点,里面所存物品不明。这是古迹救护官员负责的数百个储存点之一。

  同一时间,慕尼黑艺术品集中点每周都在往外运12车艺术品,包括能想到的各种艺术品种类。万达·兰多夫斯卡的击弦古钢琴和肖邦的钢琴是在一个德军俱乐部里被发现的,它们返回了巴黎。采明收藏中的弗美尔作品——当时对抗性地没有被转移到美国——由古迹救护组织在奥地利地区的负责人安德鲁·里奇亲自送回了维也纳。(里奇把自己和这幅画锁进一节卧铺车厢里,一同锁进去的还有一顿精美的野鸡肉简餐和一位法国同事给他的勃艮第葡萄酒。)神圣罗马帝国的御宝也将从纽伦堡那固若金汤的地堡里取出来,用火车送回维也纳。这一行动对外保密,以免激起日耳曼民族主义复苏。但是工人们无法将装有加冕礼服(为防损坏,礼服不得不放平了包装)的巨大盒子放进为此次运输准备的专用钢制车厢,里奇不得不征用了一架C-47运输机。当事关御宝时,指挥部总是很费心,它把曾运送戈林至纽伦堡受审的那名飞行员派给了里奇。

  同样存放在纽伦堡的法伊特·施托斯祭坛的返还,没有像艾森豪威尔希望的那样快速。它那巨大的人像被数吨其他储存物堵在地堡里了,要再过几个月才能取出来。把这些东西以及包括《抱白鼬的贵妇》在内的其他波兰珍宝移走,需要一列有不少于27节车厢的火车。等到这一切都安排妥当时,已经是1946年4月了,此时已经很明显,波兰流亡政府不会很快掌权。在波茨坦会议上商定的“民族统一的政府”被由苏联支持的共产党人支配,他们不一定会欢迎因为美军归还祭坛所造成的社会影响。然而命令就是命令,而且到这些东方国家的官方旅行很稀有,所以宪兵分遣队和押运军官的队伍变成了一大群人,里面包括许多记者和几名女士。只有负责这些艺术品的古迹救护官莱斯莉上尉持有合格的旅行证件,其他人也没有向在华沙的美国大使馆咨询过此次运送行动。

  4月28日,这列火车从纽伦堡出发了。


  《抱白鼬的贵妇》,列奥纳多·达·芬奇。《抱白鼬的贵妇》原属波兰的恰尔托雷斯基收藏,战时为波兰的纳粹总督汉斯·弗朗克夺去。弗朗克设法将其保留到了最后一刻。当美国人逮捕他时,这幅画就在他的身边。

  一旦成火车、成卡车的艺术品回到了它们之前被带走的国家,这就要由各种国家委员会来决定这些东西的归属了。在法国,这个委员会是艺术品收回委员会,它于1944年9月创设,于11月得到批准,其成员包括雅克·若雅尔、罗斯·瓦兰、勒内·于热和其他我们熟悉的人物,并且它由法国国有博物馆联合会委员会副主席阿贝尔·昂罗指导。它起初非常合适地设在巴黎网球场美术馆。参照荷兰与比利时的工作模式,这个委员会接收并鉴别艺术品,但把实际的返还工作留给外交部和财政部的有关机构去完成,而在法国的主要相应机构是私有财产及权益办公室。

  该委员会存在的消息一经公开,法国居民和在世界各地的流亡者的返还要求就如潮水般涌了过来,这些人已经多年没有他们的财产的消息了。一旦得知某人的收藏完好无损,委员会就立即向其发出请其安心的信件或电报。身在多伦多的莫里斯·罗斯柴尔德惊喜地得知他的许多藏品存放在多尔多涅省的拉特瑞涅。但对其他人来说,困难就大得多了。最大的阻碍是如何证明所有权。这些艺术品被储存在巴黎网球场美术馆和各种仓库里,人们在这些地方看到的是一堆令人眼花缭乱的绘画和家具。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其他成员对这种场面感到不知所措,他们匆忙叫来他们家的老仆从们,“他们抓起自行车,不久后就在现场像搜寻松露的猎犬一样,准确地找出每件物品。‘那是爱德华男爵的更衣室里的弗美尔[《天文学家》]’,诸如此类”。他们提醒着自己的雇主。

  对于那些没有这么好的服务的所有者来说,这个过程令人望而却步。汉斯·阿恩霍尔德夫妇从纽约赶了回来,以抢救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从德国带到巴黎的东西。阿恩霍尔德夫人首次看到满是灰尘的家具仓库就气馁了,她再没回过那个仓库。在网球场美术馆,他们发现了一些画,但还有很多作品根本不在那里,包括六幅绘于18世纪的普鲁士皇室大幅肖像画。在接下来几年,他们在偶然的情况下又收回了一些财物。阿恩霍尔德夫人在巴黎一家古董店的橱窗里看到了一只珍珠母盒子,上面镶嵌有他们的家族名称的首字母。有些家具出现在一位苏黎世艺术品商人那里;对于这些东西,他们仅仅是把它们买回来。但数千个其他家庭、流亡者和城堡主人等人的艺术品到了艺术品商人手中,或者是被邻居、士兵或者不知道什么人——而不是被纳粹的劫掠机构——拿走了,这些所有者连偶然收回的机会都没有;他们什么都无法找回来。


  “二战”后期及战后初期,来自各国的古迹救护人员一直在欧洲大陆上设法挽救、返还艺术品。照片中是来自美国国家艺术馆的古迹救护官。(欧文·佩恩摄影)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除了对博物馆专家和被侵夺过财产的所有者们来说,纳粹掠夺的问题已不再那么具有吸引力了,但偶尔的发现和归还还是会引起小小的轰动。《赫拉克勒斯杀死九头蛇》和《赫拉克勒斯扼杀安泰俄斯》是两小幅出自乌菲兹美术馆的波拉约洛板面油画,它们于1945年失踪,后来出现在一名前德国国防军士兵手里,而他已经移民加利福尼亚。20世纪50年代末,苏联把大部分德累斯顿藏品和柏林藏品还给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1955年,在美国国务院的霍尔小姐的帮助下,恰尔托雷斯基家族用提起诉讼相要挟,为他们以前藏在波兰的两件中世纪珐琅器讨得了一笔现金赔款。维尔登施泰因之前在列支敦士登发现了这几件东西,后将其卖给了波士顿博物馆。这事安排起来并不顺利。后来,恰尔托雷斯基家族和维尔登施泰因合力追寻他们丢失的拉斐尔作品(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想要购买它)。遗憾的是,这番努力没有取得成果,这幅画仍然不知所踪。

  对失踪艺术品的调查还在继续。国际法执行机构和许多私人组织(如在纽约的艺术品调查研究所)都密切关注着艺术品市场。德国的统一和铁幕的升起重启了全欧洲范围内的调查工作。在现在可以到达的东部德国的各个地区,猎宝者和探险者翻找着被长期封闭的通道和偏僻洞穴,希望能找到琥珀屋或看到黄金的光芒。而法国外交部也取回了罗斯·瓦兰的材料,正忙着在奥赛码头细加阅读。德国和东欧的学术团体正试着再次编订遗失物品清单,而俄德两国政府正在就各自所持有的艺术品的返还问题(仍具有政治效力)进行磋商。

  因此,这是个没有结局的故事。自从纳粹势力站稳脚跟并席卷在它面前的数百万生命,已经过去了60年。对于一个政治运动来说,艺术品从未如此重要过,它们也从未这么大规模地被迁徙过,它们是意识形态、贪婪和生存的无所顾忌游戏的马前卒。许多艺术品就此遗失了,许多仍藏匿着。而整个故事的奇迹在于,多得多的艺术品是安全的,这几乎完全要感谢人数不多的各国“古迹救护人员”,是他们顶着巨大的困难为我们保住了这些珍宝。

  (本文节选自《劫掠欧罗巴:西方艺术珍品在二战中的命运》第十三章《顺其自然:五十年追查与返还路》,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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