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聚合到弥散,5个散落世界的集体记忆何以被艺术家怀念?

2018-10-18 09:28| 发布者: 壹号收藏 |来自: YT新媒体

摘要:   整齐方正的单元楼小区、几乎等于整座城市的国营工厂、电子乐与迪斯科闪耀的地下舞厅,这些场所总是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建设、劳动、大院、童年……构成一种现实主义的集体怀旧。从职工宿舍到县城新村,伴随 ...


  整齐方正的单元楼小区、几乎等于整座城市的国营工厂、电子乐与迪斯科闪耀的地下舞厅,这些场所总是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建设、劳动、大院、童年……构成一种现实主义的集体怀旧。从职工宿舍到县城新村,伴随工业化而大量建设的单元楼不仅是我们的乡愁,更是世界范围内跨越二十世纪的一个象征。无论是战后的欧洲,还是亟需城市化的亚洲, 这些集体记忆的场所塑造了几代人的生活。

  它曾经代表了新的集体、新的家庭、新的生活。而今天,它正在衰败、老去、消失。

  从集体居住地的诞生开始,它就不停地被关注、讨论、想象。哲学家在这里讨论着社会的模型,而艺术家则将这里视为素材宝库,作为一种全新的人类活动空间,这些具有集体记忆的场所在艺术实践中衍生出极为丰富的形象。

  对我们来说,它看起来有些亲切,但更为陌生——和中国一样,在城市化飞速蔓延,告别公营住宅的今天,或许正是时候来回顾集体主义的场所中人的聚集离合了。

  1.南斯拉夫 混凝土的乌托邦

  今天看来十分社会主义的集体住宅,其实起源于西欧的工业化与工人住宅。到了二战之后,为了解决住房问题,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都开始修建整齐、可复制的住宅单元。

  南斯拉夫在1942年建立了共产主义政府,在执政人铁托(Josep Broz Tito)的带领之下,出现了大量纪念碑式的建筑物(构筑物)和乌托邦式的城市规划。然而这一时期的南斯拉夫的建筑师群体,并没有盲目地追随当时风靡全球的“国际式”建筑风格,而是发展出有别于任何其他欧洲地区的战后建筑风格——无论是国际式的摩天楼,还是诸多粗野主义及未来主义的建筑实验,皆体现出南斯拉夫建筑师们的激进、多元、杂糅及理想主义。

  如同这个被解体的国家一样,当规划这一切的政权撤离,光怪陆离的巨型建筑最终被人们遗忘,最终成为孤地上的巨兽。

  MoMA在2018年的8月揭幕了美国首个回顾战后45年建国期间的社会主义南斯拉夫建筑的大型展览“走向混凝土的乌托邦:南斯拉夫建筑,1948-1980(Toward a Concrete Utopia: Architecture in Yugoslavia, 1948-1980)”,通过400件展品和4个展区呈现建筑塑造公共空间、为文化多元的多民族社会创造共同记忆的能力。

  展览从现代化、国际关系、日常生活和身份认同这四个主题展开,不仅讨论了工业化、混合身份和理想主义在南斯拉夫的历史境况,也将以此为契机,与公众一起以全球性视野来探索,南斯拉夫建筑如何在一个多文化多族裔的社会中创造集体历史、建立公民身份和社区共同体。

  2.东京郊外 “好想住在团地啊”

  在日本,有一个专有的名词“团地”来形容集体住宅。

  战后的日本虽然属于美国阵营,但因地震饱受摧残的大城市仍然需要大量坚固的住房,这使得日本住宅公团几乎与苏联同时开始了集体住宅的建设,甚至曾派代表团到苏联学习。团地纵然是政府所建,但基本只是为了那些刚进城的外地人和年轻人的。对于大多数居住在城市和乡村的人来说,团地是位于郊外的“他者”之地,新鲜而神秘,充满了兴奋与向往,或者焦虑与恐惧。

  上世纪60年代,天皇夫妇在访问美国之前,特地来到了东京郊外的团地视察。坚固的混凝土楼房与现代家电三大件一下子就与美国的先进形象奇妙地结合在了一起,掀起了“团地热”。1963年的《下町的太阳》中,居住在嘈杂市区的女主角大声长叹:“啊,好想住在团地啊,郊外的团地。”而今天,恐怕不会再有人这么想了吧。

  1981年,日本住宅公团终于完成了提供大量标准化住房的历史任务,并解散成为住宅·都市整备公团。新的住宅开发逐渐被市区的商品房与郊区的独栋住宅取代。而团地所一直承载的的焦虑与不安,也同时转移到了这两种新空间中。比如说2013年是枝裕和的《如父如子(そして父になる)》,就将都市高层公寓作为漂浮在云端、家庭关系疏离的象征,与脚踏实地的老城区房屋作为对立。

  同时,团地也作为普通生活的一部分,出现在科幻、犯罪、儿童动画等各种流行影视作品中。《新世纪福音战士(新世紀エヴァンゲリオン)》中绫波丽的住址就是“第3新东京市市营住宅第22番建设职员用团地6号栋402号室”,以表现团地生活的平庸、渺小。

  如若我们未来也要生活在团地中,将会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和形态呢?

  3.上海码头 电厂

  在上海,有一座超过百年历史的发电厂——1897年,清政府上海马路工程善后局在十六铺老太平码头创建了供30盏路灯照明的南市电灯厂,后于1918年成立上海华商电力股份有限公司。1955年电厂定名为南市发电厂,早已走过百年历程的南市发电厂见证了上海整个工业时代的变迁。其中,165米高的巨大烟囱是南市发电厂的标志之一,于1985年建成。

  这里曾经就是一座小城,既是工厂,也是宿舍与社区;不仅有锅炉这样的工业设备,也有医院、学校之类的社会机构,所有电厂的员工都在这里生活,工作、恋爱、结婚、生子乃至死去。

  2018年4月,艺术家波尔坦斯基在这座发电厂里,用近十吨衣服、上百个婴儿和老人的面部照片以及回响着的成千上万人的心跳频率,构建了承载个人生活经验和群体历史的一方“忆所”。

  特别是一楼展厅巨大的起重机:1200平方米的空间将被近十吨衣服占据,高达15米的起重机钩爪悬挂在衣物堆砌而成的山峰之上,重复抓起、抛下衣服的动作。这些废旧衣服象征了“人类”的肉身,而这台起重机则寓言上帝之手以及不可预知的命运。偌大的展厅中回响着嘈杂而单调的机械声,倾入每个人的耳膜;散落在一楼侧厅的衣物遮蔽整个地面,特别设置的人行通道邀请观众穿梭其间,仿佛行走进对逝去者的回忆通道中。

  4.铁西区 一个时代的终结

  沈阳的铁西区曾经是全国最大的重工业基地,而《铁西区》这部纪录片诞生在新世纪的刚刚开始,作为王兵导演的处女座,这仿佛昭示了什么。

  这是一部长达九个小时的电影,《铁西区》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的《工厂》长达近四小时,记录该重工业区三家大型工厂最后阶段的正常工作和拆除,中间大段的是工人的劳动、休息、争斗、洗浴、疗养、娱乐、嘱托、抱怨、彷徨、愤怒、热情、无奈、绝望、焦虑、感伤;第二部分将镜头对准了艳粉街——这是工人居住的棚户区,一群十七八岁的男孩经常聚在一起追逐女孩或彼此消遣。2000年年末,艳粉街棚户区房屋拆迁改造,人们为争得应有的新房面积,与房屋开发商明争暗斗;第三部分《铁路》里都是货场周围一些没有户籍和固定住所的人员,以捡火车上的货物为生。

  在《工厂》里,工厂最终倒闭了;在《艳粉街》里,工人们的住宅最终被拆毁了;在《铁路》里,火车一遍遍驶过荒凉的厂房。随后的十年里铁西区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居住区,而那些曾经的辉煌与坠落则慢慢湮没在那一代正在逝去之人的记忆里

  王兵曾用一句话形容《铁西区》——“曾经有一群人,为了创造一个新的世界而付出了一切,他们最终失败了。”

  5.北京  不如跳舞

  承担娱乐、社交功能的舞厅反映了普通人在社会运动与历史兴衰中的命运,艺术家郝敬班将镜头分别对准舞厅空间,以过人的敏感度捕捉了作为时代象征的情境与行为。

  “北京舞厅”是郝敬班2012年以来持续创作的项目,《下午场》《我不会跳舞》是该项目中的两个部分。舞厅在国民党执政时期登陆中国,曾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短暂地流行于北京的各个阶层,随即在数十年之内销声匿迹,而最终在“改革开放”之后重现于公园与广场,其兴衰不仅承载了一代人的命运,亦内在于国家的历史逻辑中。《下午场》对一个现存的舞厅进行了观察和记录,在再现一场平常舞会的同时,亦试图呈现其中由人构成的抽象空间——他们之间的空间关系、视线关系和心理关系。

  《我不会跳舞》则以四屏的呈现方式融合纪录影像、经典电影片段与文本,以极具张力的复调式影像对话为历史的叙述提供另外一种路径。片中,艺术家将不同年迈舞者的采访记录以交叉剪辑的方式串联在一起,并引用拍摄于20世纪50年代的影片《青春之歌》与《虎胆英雄》中呈现舞厅场景的桥段,不仅将每一段独立的“口述史”置于整体的互文性关系中,使之获得全新的意义,亦通过个人化的叙述反观、拆解虚构影像所反映的时代风貌与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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